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出台，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一年聚焦“三农”。参与了今年一号文件起草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往年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在关键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统领下有了很多突破性进展。
　　“一号文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的重大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农村土地。”李成贵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大平台、新亮点，提出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李成贵看来，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说法是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的一大突破，正式提上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法治建设层面，政策更趋明确，也厘清了多年来各地在这方面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误区。
　　在农产品价格方面，一号文件要求，继续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用目标价格制度代替收储制度，这完全符合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李成贵表示，我国现行的临储托市政策虽然初衷是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但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扭曲了市场价格的同时还给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也造成了社会资源和效率的巨大损失。
　　“这项政策存在很大弊端。托市收购价格持续提高使得粮价缺乏弹性，陷入大量从国外进口、国内又大量收储的怪圈。”李成贵向记者举例说，2012年，我国收储棉花达到当年棉花产量的95％以上，但同时中外棉花“价格倒挂”达到5000－6000元/吨，棉纱和棉花进口量大增的情况下，国储棉大量积压在库。“改为目标价格补贴对农民利益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在李成贵看来，未来要解决好操作上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