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相结合

党内要建立信任机制，组织与党员、上级与下级、同志与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信任是对党员、干部的强有力激励。在信任机制下，党员、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检查、自我改变的自我监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监督目的。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管控底线、防止失控。加强和完善监督，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机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激励和约束各级干部行为的良方良制。监督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既是紧箍咒，也是护身符；既是铁笼子，也是保护伞；既是摄像头，也是正容镜。监督得力，是对全体干部的真正爱护。监督失效，是某些人犯错误甚至犯罪的重要原因。信任不是不要监督，监督也不是不信任干部。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充分认识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

《条例》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促使党的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既要政治上鼓励、思想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又不能放手不管、疏于监督。加强权力监督，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轻松、不自由、不满意，但却强化了领导监督，管住了为所欲为，挡住了下滑通道，严出了优秀干部。接受监督，让干部敬畏道德、戒除贪欲、慎行慎独，锤炼了修养、提升了境界、完美了人生。所以，敢于实施严格监督的党组织和领导，是对党的事业和各级干部高度负责的党组织和领导。相反，那些监督有名无实、松松软软的部门，那些不管事、不得罪人、不行使监督权的领导，恰恰是对事业、对干部不负责的部门和领导，是纵容某些人跌进陷阱、不能自拔的无形推手。

二、 思想政治监督与纪律作风监督相一致

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既包括思想政治方面的表现情况，如是否遵守党章党规，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是否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遵循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原则等。也包括纪律作风方面的表现情况，如是否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否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是否坚持党的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是否廉洁自律、秉公用权等。

在监督内容上，要体现全面性的要求，不能偏废，或是只监政治、不督作风，默认纵容某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或是只监作风、不督政治，对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政治立场上的表现置若罔闻。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政治上站稳立场就行了，作风问题是小节，无关紧要；也有的群众党员认为，干活尽力、不拿不占就不错了，嘴巴上把不住门算不了什么。贯彻《条例》，就是要一丝不苟，不搞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党员思想政治上出问题，要从严监督，纪律作风上出问题，也要严格约束。

三、 普遍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统一

党内监督是对全体党员的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适用于全体党员、全体干部，无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在职退休，监督具有普遍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权力大、资源多、影响大，在党和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放松监督、上松下紧，就会导致重要权力失控，还会造成不良示范效应，从而削弱党内监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越是权力大、责任重，就越是要加强监督。因此，《条例》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这就抓住了党内监督的“牛鼻子”。监督难，从领导做起就不难。这不是要和领导干部过不去，而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对人民根本利益、对领导干部的高度负责。

《条例》要求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对照检查和党性分析，研究加强自身建设措施；中央委员会成员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或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反映；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加强对直接分管部门、地方、领域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定期同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其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谈话；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个人有关事项应当在党内一定范围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应当每年在党委常委会（或党组）扩大会议上述责述廉，接受评议；领导干部应当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及时报告个人及家庭重大情况，等等，都是抓住重点对象的具体举措和有力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