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为解决教牧和神学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国陆续建立了22所神学院校，并且构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三级神学教育体制”，即全国性的金陵，大区性的华东、燕京、东北、中南、四川，以及省级的浙江、福建、广东、安徽、山东、陕西、云南等三级神学院校。各地基督教会还设立了独立的圣经学校和教牧/义工培训班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更是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主要体现在：

第一，开始于上世纪末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推动了神学院校的建设，现有22所神学院校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建，不少神学院尤其是省级神学院升格为本科神学院，与大区神学院形成竞争态势。一些本世纪以来由圣经专科学校发展而来的神学院如黑龙江神学院和江苏神学院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新生力量。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原有的本科和硕士课程的基础上，正在筹设最高级别的高级神学和教牧学课程并获准招收和培养神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继续引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潮流。

第二，神学教育专业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加强。根据国家宗教局《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用)》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简称两个《办法》)和中国基督教两会制定的两个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和要求，两会成立了神学院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小组，并开始了在金陵神学院颁发教师资格证书及学位授予资格证书的试点工作。目前此项基督教神学院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已在更多的神学院校铺开。

第三，选派教会骨干和神学院青年教师到国内高校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到香港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神学院校进修神学和攻读学位，已成为教会推动且获得政府批准的制度性安排。近年来由基督教会派出或自赴海外攻读神学高等学位的青年教牧陆续回国服务，一些国内高校毕业的博士也相继加盟各神学院校，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各级神学院校的师资队伍。

从“金陵时代”始，尽管中国基督教神学饱经磨难，但仍取得不俗的成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更是走出快速上扬的曲线。不过，从目前来看，各地神学院在生源质量、师资队伍、神学建设、学术研究、社会地位、国际声誉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尽管神学院校在硬件建设上有较大提高，但在神学教育模式的中国化探索上仍缺乏创新性的成果。尽管有丁光训主教等前辈神学家的引领,但目前仍未形成中生代和新生代神学家群体。

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要突破现有瓶颈，可有以下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一是继续借助国内学界的学术、人才和教育资源，与学界开展合作研究和联合培养计划。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引进高端神学人才，并建立相应的人才引进机制，实现跳跃式发展。三是加大神学以及神学教育研究的经费投入，设置具有竞争性的研究课题，引进研究项目管理和奖惩制度。四是在各神学院之间形成统筹规划，分工合作，各取其长，分享资源的良性互动和竞争格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教育模式。鉴于目前三级神学教育体制中大区级和省级神学院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建议逐步以招生和教育水准而非地域来划分高等神学院、中等神学院以及普通神学院。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应尽量避免无序竞争、分散资源、低水平重复的弊病。

如果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丁光训主教语)，那么社会服务是教会在行动，而神学教育则是为教会思考育英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解决了教会主权或领导权的中国化问题，即“第一个中国化”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自动解决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中国化问题，也就是“第二个中国化”问题。这“两个中国化”是基督教中国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可以说，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独立自主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化”。

具体就神学教育而言，基督教神学教育的中国化探索主要应该指神学教育模式上的探索，即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基督教会发展且具有中国基督教特点的神学教育模式。在此前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育改造方案”、金陵神学院创建乡村教会科以及推动“神学组合计划”、中国基督教会对义工训练的重视并赋予其神学教育的内涵，以及在“新金陵时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三级体制，都是具有中国元素和创意的，为建立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相信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当下，中国基督教能够继往开来，坚持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自主创新的方向，在神学教育、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方面取得更多成果，担当时代重任。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本文节选自作者在金陵协和神学院65周年院庆暨教堂落成感恩庆典期间举办的“神学教育与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