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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与民革党员梁明泉的交往

2020年07月13日 18:01 | 来源:团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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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重庆北碚的街头,当时许多人对民主党派不了解,也不了解《团结报》。一位老人对《团结报》情有独钟,摆摊出售《团结报》,老人名叫梁明泉,时任民革重庆市委会北碚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1987年秋天,在北碚区商业职工学校任教的我,利用业余时间完成重庆师院在职本科五年函授的学习,平时除了上课之外难得一聚的同班同学便约着喝茶、聚餐,以示庆祝。闲聊之中,我提起埋在心中多年的遗憾:“我父母都已去世……我只知道我父亲是黄埔14期毕业,但至今还不知道他是陆军大学哪一期毕业?”

“市民盟有一位叫‘梁明全’的老先生,曾是陆军大学的教官,你可写信问问他,说不定他知道;即使不知道,他也可以帮你查找。”一位在中学任教的同学闻言,当即给我提供信息。不过,他却不知道梁老的地址和工作单位,于是便建议道:“你把给梁老的信直接寄到民盟市委去,他们肯定会帮你转交的!”说着,便用纸条写下民盟市委会的地址和梁老的姓名。

我用最快的速度寄出了这封询问信,但我却没抱多大希望——倒不是不信任邮政和民盟市委会,而是考虑“梁老年事已高,会管这些闲事吗?”

三天后的早晨,我刚刚到学校办公室坐定,便见一位气喘吁吁、手拿信封的老先生出现在门前:“请问,哪一位是李北兰?”在同事们诧异的目光中,我应声迎出门去:“我就是!”“我是梁明泉……我找你们这一家人,找了好多年哟!”他握住我的手,便大哭起来,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从交谈中得知,梁老是民革成员而非民盟成员(时任北碚区民革主委),于是我这封错将“梁明泉”写成“梁明全”的信,就由市民盟转到市民革,再由市民革转到北碚区民革办公室。“我今天早上一看到这封信,马上就穿过整个中山路,一口气跑到你们学校!”

原来,梁老不仅是我父亲黄埔军校的前后同学(他13期,我父亲14期),还是我父亲陆军大学21期的同班同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一直在寻找我们:一是同学情谊;二是当年承诺;三是经历了风风雨雨二三十年,很想知道同学的后代现在的情况。

说到“当年承诺”,梁老便提到这样一件往事——1957年初,热心民革发展工作的梁老找到在重庆市24中学任教的父亲,动员他参加民革。听了梁老的介绍,我父亲很是动心,当即道:“熊伯(熊克武,父亲的远房大伯李蔚如的结拜兄弟,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也曾来信希望我参加民革,以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承诺回校后动员另一位符合条件的黄埔同学一起参加民革。“随后,反右斗争开始,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梁老不无遗憾地说,“不过,见到你,我也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受梁老的邀请,我当天下午就穿过中山路,到民革区委会办公室回访。到了那里才知道,该办公室的主任黄厚瑚不仅是我父亲黄埔军校的前后同学(他13期,我父亲14期),同时还是陆大21期的同班同学,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我父亲在重庆市24中学任教时的同事和邻居!

父亲的同学、同事,就是我的长辈,这以后,我便时常去民革区委会办公室“打卡”。随着与梁老交往的加深,我对民革的宗旨以及“多党合作、参政议政”等有所了解。当梁老提出让我申请参加民革时,我欣然同意。于是,梁老和黄老当介绍人,我于1989年5月18日参加了民革。

经梁老的引荐,我认识了家住北碚的全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黄埔同学会会长郭汝瑰。斯时,郭老已80多岁高龄,虽体弱多病,但爱国、爱党的他仍日夜伏案著书立说,“以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同时还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工作。“多多向郭老学习!”梁老的嘱咐使我上心,这以后,我便常以黄埔后代的名义进出郭老家——有时陪他聊聊天,有时帮他查找资料,有时帮他审阅书稿,有时则是采访他,以期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发扬光大其英雄传奇。 

写《郭汝瑰回忆录》续集时,郭老刚从西南医院回家,住院期间,医院曾几次下病危通知书,为了与时间赛跑,郭老不顾自己尚未痊愈的病体,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撰写这本倾注了自己心血的书中。这时,我本该发挥写作优势、帮助郭老整理、撰写这本书,但无奈教学任务繁重、脱不了身。在梁老的启发下,我想出一个主意,即找一位年轻、又有空闲的文学圈内人士来帮助郭老写书。于是我便请与我有往来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文学特招生宋冬游前来帮忙,书写好之后,由我付给一定的写作费。既能帮助郭老完成心愿、又能为社会作些贡献,宋小姐欣然同意,最后尽心尽力地帮助郭老整理、写完了这本书。

20世纪90年代初,梁老应邀参加区政府组织的去部分学校、企事业单位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演讲,考虑到我的经历和作家身份,他把我也拉进了群。演讲时,梁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讲解了为什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等等。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对自己早些年所受的委屈一笔带过,而把演讲的重点放到改革开放之后,自己怎样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等出谋划策、亲力亲为。他讲他受郭汝瑰学长的邀请,积极参加其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的整理和编撰工作,以发挥余热;他讲多党合作制度,努力发展民革组织,引导民革党员讲政治,顾大局,多献惠民、和谐之策;他讲他给去台的同学、胞泽、亲友写信,欢迎他们回大陆来探亲、投资、定居,并为回碚安家的台湾老兵提供帮助……因情真意切、深入浅出,演讲完毕,往往赢得如潮似涌的掌声。

2003年梁老去世时,我正在澳洲带孙子,虽没能赶回来送他一程,但我却始终记着曾任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的他的嘱托:“咱们民革党员中,黄埔老兵不少……要关爱他们!”2008年回渝后,我积极参加重庆黄埔同学会北碚联络组的活动。而此时,健在的黄埔老兵多耄耋之年,故当黄埔北碚联络组组长耿道庸先生(也是民革党员)请我担任黄埔办公室的义工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这以后,我每周三天上午去黄埔办公室与耿老会合,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老兵们写抗战回忆录及写改善其处境的提案;组织他们进城参加市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参观、访问抗战遗址;看望生病及行动困难的老兵;慰问从台湾回乡安家的黄埔老兵等等。因记着梁老的嘱托,故每次活动我都要写报道拿到新闻媒体去发表,以期扩大影响、使更多人来关爱黄埔老兵。

时间如白驹过隙,梁老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但他的高风亮节、音容笑貌却至今留存于我的心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当我想起他,就会有一个声音在耳畔回响:“要随时随地记着,自己是一个民革党员!”(李北兰)


编辑:王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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